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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到关于被人畏惧或者被人爱戴这个问题上来。我的结论是: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须努力避免招仇惹恨,有如前述。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话,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至于威尼斯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们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就看到,当他们派遣自己人作战的时候,他们做得既稳当又光荣(这是在他们转向大陆方面攻打之前的事情),他们利用他们的贵族和武装的平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当他们开始在大陆作战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种美德,而仿效意大利作战的习惯。威尼斯人在扩张大陆领土的初期,一来由于领土还不很多,二来由于名声赫赫,他们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的将领。但是其后,当他们在卡尔米纽奥拉[10]的指挥下,把他们的领土大肆扩张的时候,他们就吃了这个错误的苦头。因为他们在卡尔米纽奥拉的指挥下打败了米兰的公爵,于是察觉到卡尔米纽奥拉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了解到他在战争中变得很冷淡,他们认定在他的指挥下不再能够获胜了。为着免得失去他们已经夺得的一切,他们又不愿意也不能够把他解雇。他们为着确保自己的安全,不得不把他杀了。后来他们先后招请巴尔托洛梅奥·达·贝尔加莫[11]、鲁贝托·达·桑·塞韦里诺[12]、皮蒂利亚诺伯爵[13]以及如此之类的人担任他们的将领。使用这些将领,他们不得不害怕打败仗,从而一无所得。例如后来在维拉战役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一日之间把八百年来历尽困苦所取得的一切都丧失了。因为靠这种雇佣军要有所获也只能慢慢来,既迁延时日又渺乎其小,但是损失则是突然出现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由于上面的例子,我想到多年来直到现在被雇佣军统治着的意大利,所以我想要深入地谈谈雇佣军的问题,以便了解雇佣军的起源及其发展,就能够更好地加以改正。2020最新注册即送体验金[21]此处所称苏丹统治的王国指埃及王国。它完全在著名的骑兵队(mammalu-cehi)控制之下。

2020最新注册即送体验金[2]1500年佛罗伦萨人从法王路易十二那里获得了八千瓜斯科人(Guasconi)和瑞士人以便夺回皮萨,但进攻失败。由于这些军队难带,以至人们宁愿把它解散。另一种无益的军队是外国的援军。这是请求一个强国进行援助和保卫自己的时候派来的军队,如近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这样做的。当他对费拉拉用兵的时候吃了他的雇佣军的苦头,于是转而求助于外国援军。他同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约定由后者用他的人员和部队援助[1]。这些军队本身可能是有用的、良好的,可是对于招请这些军队的人来说却几乎经常是有害的,因为如果他们打败了,你就完蛋了,反之如果他们赢得胜利,你就要成为他们的俘虏。[10]当时马基雅维里正在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者在切塞纳的切萨雷·博尔贾的宫廷。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向佛罗伦萨所作的书面报告中,他谈及雷米罗被囚和民众对雷米罗的反感,以及目击曝尸实况。马基雅维里对处决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

[9]维泰洛佐·维泰利(VittellozoVittelli),1502年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行动与生涯[5],就会察觉到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来的;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6]的。我认为,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君主后裔统治下生活的世袭国里保持政权,比在新的国家里困难小得多。因为君主只要不触犯他的皇宗皇祖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则随机应变,这就足够了。因此,一位君主如果具有通常的能力,依此方法,总是能够维持他的地位的,除非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才可能被篡位。但是即使他被夺权了,当篡夺者一旦发生祸患的时候,他就能够光复旧物。2020最新注册即送体验金但是,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关于这一点,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经详细申述的,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主要能够对抗一切阴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广大人民憎恨,因为搞阴谋的人总是指望把君主置诸死地来取悦于人民;但是,如果阴谋者认为那样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话,他就不会有勇气实现这样一类的意图了。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因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1],当他看到:站在这一方面利益是确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如果他笃守信义,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固不化的敌人。

因此,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的公爵;而他的孩子们[3]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于是由公爵降为平民。因为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这一点容后说明,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要害[5]之地派遣殖民,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就有必要在那里驻扎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择其一。而君主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不用花费许多钱财;他无需花费,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费用就能够移送殖民,并且使他们驻屯在那里。而君主所触犯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给新来的殖民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只是那个国家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同时被触犯的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并且仍然是贫困的,因此是永远不能够对君主为害的;而且,所有其余的人都没有受到侵害,因此对他们加以安抚是容易不过的。同时,由于他们害怕自己遭遇将如同那些被掠夺的人们一样,他们就战战兢兢不敢犯错误。因此,谁不想胜利,就利用这种援军吧!他们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多得多,因为援军到来也就造成了毁灭的条件,他们全体团结一致,而且完全听从外国人的命令。可是,就雇佣军而论,如果他们获得胜利,他们要加害于你,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由你找来并发给军饷的,而且由你委派第三者担任他们的头头,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立即取得足够的权威来加害于你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慓悍却是最可怕的。

[24]路易十二世于1502年7月回到意大利,一部分原因是制止瓦伦蒂诺公爵继续向托斯卡纳扩张,同时也为了准备征服那波利王国。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防了。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比德那样抵抗一切攻击。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6]卡拉瓦焦(Caravaggio)之战,在1448年9月15日结束,一月后(10月18日),斯福尔扎即背叛米兰人,自己与威尼斯人结盟,于1450年2月26日攻克米兰。

在法国国王查理侵入意大利[3]以前,这个地区是在教皇、威尼斯人、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之下的。这些主权者操心不过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外国人武装侵入意大利;另一件是,在他们当中谁都不得夺取比现有的更多的领土。这些主权者最注意教皇和威尼斯人。为了抑制威尼斯人,正如为了保卫费拉拉一样,其他各国必须联合起来[4]。为着遏制教皇,他们就利用罗马的贵族们,使后者分裂成为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两派,使彼此之间经常发生龃龉,而且手里拿着武器站在教皇跟前,使得教皇感到软弱、六神无主。虽然有时也可能出现一个象西克斯图斯[5]那样英勇的教皇,可是无论幸运或卓识都不能够使他摆脱这种烦恼。他们的生命短促[6]是一个原因。因为一个教皇在位期间平均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他好不容易才能够把这些党派当中的一派压下去。比如说,一个教皇差不多把科隆尼斯这一派整垮,而另一个教皇继位却与奥尔西尼这一派为敌,他为使科隆尼斯派复兴,而没有时间搞垮奥尔西尼这一派。这就使得教皇的世俗权力在意大利不为人所重视。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7]死后的情况例外,因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安全。2020最新注册即送体验金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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