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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作快,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打败现有的大公司。刚刚创办的小公司和跨国公司竞争无异于婴儿和巨人交战,要想赢必须快速灵活。这些公司里面大大小小的人在外人看来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虽然对于一个公司来讲,赶上一次浪潮不能保证它长盛不衰;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一生赶上这样一次浪潮就足够了。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要预测未来是很难的,但是看看过去和现在,我们也许能悟出一些道理。我愿意借谷歌黑板报的空间,将我这些年来看到的和听到的人和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会谈一谈我对每次浪潮的看法,对上述每个公司的看法,以及对其中关键人物的认识。在极度商业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和商机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也要提到间接影响到科技浪潮的风险投资公司,诸如KPCB和红杉风投(Sequoia)以及百年来为科技捧场的投资银行,例如高盛(GoldmanSachs)等等。1982年欧洲邮电管理委员会EuropeanConferenceofPostalandTelecommunicationsAdministrations(CEPT)提出了数字移动通信的标准GroupeSpécialMobile,简称GSM。后来这个标准流行于世,欧洲又把它改称为GlobalSystemforMobilecommunications,因此很多人以讹传讹误以为GSM是后者的缩写。1989年,该标准被提交到欧洲电信标准局,第二年便成为欧洲后来乃至成为世界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GSM的技术核心是时分多址技术(TDMA),即将每个无线频率均匀地分给八个(或者十六个)手机用户,每个用户交互地占用八分之一的信道时间。(注:人们通话时,语音直接的间歇时间其实很长,只有语音编码做的合理,就可以几个用户共用一个信道。)GSM实现简单,在成为欧洲标准的第二年,即1991年,就由爱立信和一家芬兰公司架设了第一个GSM的移动通信网。两年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十几个国家采用GSM标准,今天,GSM占世界手机用户的80%,据称达20亿用户。2020欧洲杯下注官网让我们回到1999年,看一看决定惠普命运的两次拆分和并购。1999年时,惠普的产品线分成三个方向:传统的科学仪器,比如万用表示波器;医疗仪器,比如核磁共振;计算机及其外设。我们不妨看一看惠普在这三个领域的前景。

2020欧洲杯下注官网在介绍基因科技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美国医药市场的简单情况,这样才能理解基因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在美国,除了像西洋参和卵磷脂那样的保健品外,药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处方药比如抗生素,另一类是非处方药比如治感冒的泰诺。前者利润当然远远高于后者,而其中又以有专利的新药最挣钱。比如基因科研一共只有十种药品在市场上销售,每种药销售额最低的每年也有几亿美元,最高的Avastin年销售额近三十亿美元。美国专利法保证二十年内新药的知识产权。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年里,一种有效的新药可以非常挣钱,而过了专利期,其它厂家可以仿制时,它的利润就一落千丈了。而新药的研制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其生产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甚至盗版的成本都很低)。在这一点上制药业非常像软件工业。(实际上,世界上药品的盗版甚至比软件盗版来的严重。)虽然药品市场没有反摩尔定理限制它的利润逼着医药公司发明新药,但是专利法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既保护发明,又防止个人和公司长期垄断发明。如果一个公司旧的支柱药品专利到期了,而新的专利药品还没有跟上来,这个公司的业绩就会一落千丈。两年前默尔克(Merck)公司便是如此。因此,制药公司的竞争关键是创新的和科研效率的竞争。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MIPS后,便合伙创办了MIPS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SGI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Atheros的董事。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AT&T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AT&T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AT&T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

一旦新的业务和公司传统业务冲突时,一些公司甚至会牺牲掉新的业务。我的一位邻居原来是贝尔实验室一位资深的科学家,他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贝尔实验室里面很荒唐的故事。几十年前,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小组研制出一种传真技术,比当时世界上最快的传真机传真速度还快十倍,但是这个项目居然被停掉了。原因是AT&T认为它会使得自己的话费业务收入下降。显然这个小部门的主管在AT&T里面的发言权无法和电话服务部门的人相比。今天,美国整个传真机市场由日本公司垄断。这个例子当然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这一类事情当年在AT&T内部确实非常多。即使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其它公司看到类似的情况。和抵押贷款不同,风险投资是无抵押的,一旦投资失败就血本全无。因此,风投资本家必须有办法确认接受投资的人是老老实实用这笔钱创业的实业家,而不是卷了钱就跑了的骗子(事实上,风险投资钱被骗的事件还时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的努力,美国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SocialSecuritySystem)和信用制度(CreditSystem),使得美国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信用(Credit)这一基础之上。每个人(和每个公司)都有一个信用记录,通过其社会保险号可以查到。美国社会对一个人最初的假定都是清白和诚实的(InnocentandHonest),但是只要发现某个人有一次不诚实的行为,这个人的信用就完蛋了——再不会有任何银行借给他钱,而他的话也永远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诚信上犯了错误,改了也不是好人。全美国有了这样的信用基础,银行就敢把钱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出去,投资人也敢把钱交给一无所有的创业者去创业。不仅如此,只要创业者是真正的人才,严格按合同去执行,尽了最大努力,即使失败了,风投公司以后还会愿意给他投资。美国人不怕失败,也宽容失败者。大家普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点在世界其它国家很难做到(当然,如果创业者是以创业为名骗取投资,他今后的路便全被堵死了)。美国工业化时间长,商业发达,和商业有关的法律健全,也容易保护风险投资。科技领域则大不相同,制造的成本只占营业额的很小一部分而研发成本占大多数。对微软和甲骨文来讲,制造一份软件拷贝的成本和一百万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这两家软件公司的毛利润率高达80%以上。即使是以硬件销售为主的思科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毛利润率也高达60%和50%。而在传统行业的通用汽车公司GM,2007年的毛利润率不到10%,就连世界上效益最好的丰田公司也不过15%左右。如果单看毛利率,科技公司的利润率可以用“惊人的暴利”来形容了。但是,科技公司的产品研发成本摊到每个产品上并不低。如果能扩大一倍的市场,就能将这部分主要的成本降一半。这时候一个科技公司并不需要更多的雇员,效率依然保持不变,总的利润率就上去了。2020欧洲杯下注官网硅谷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坦福大学多方位的支持。很多当今世界上IT领域的领头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它们包括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雅虎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制造处理器和工作站的MIPS和SGI公司、世界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世界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公司Webex等,另外在非科技领域还有著名的耐克(Nike)公司。此外,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前董事会共同主席JimAllchin也毕业于斯坦福。斯坦福在商业界和科技界创下的这种奇迹是世界上任何其它的一流大学都无法比拟的。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呢?这要从它的发展、它的文化说起。

两年前,我和李开复博士等人多次谈论科技公司的兴衰,我们一致认为一个公司的基因常常决定它今后的命运,比如IBM很难成为一个微机公司一样。摩托罗拉也是一样,它的基因决定了它在数字移动通信中很难维持它原来在模拟手机上的市场占有率。摩托罗拉并不是没有看出数字手机将来必将代替模拟手机,而是很不情愿看到这件事发生。作为第一代移动通信的最大收益者,摩托罗拉要尽可能地延长模拟手机的生命期,推迟数字手机的普及,因为它总不希望自己掘自己的墓。如果过早地放弃模拟手机,就等于放弃已经开采出来的金矿,而自降身价和诺基亚的公司一同从零开始。尤其在刚开始时,数字手机的语音质量还远不如摩托罗拉砖头大小的大哥大,更使摩托罗拉高估了模拟手机的生命期。和所有大公司一样,在摩托罗拉也是最挣钱的部门嗓门最大,开发数字手机的部门当然不容易盖过正在挣钱的模拟手机部门,因此,摩托罗拉虽然在数字手机研发上并不落后,但是,进展缓慢。一旦各个竞争对手推出各种各样小巧的数字手机时,摩托罗拉才发现自己慢了半拍。从技术上讲,IBM是一个极富创新的公司。几十年来,如果说在工业界哪个实验室有资格和贝尔实验室相提并论,恐怕只有IBM实验室了。1945年,IBM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实验室,这就是后来的华生(T.J.Watson)实验室,几年后,它在硅谷开设了第二个实验室。今天,它在全球有十一个实验室。五十年代,IBM发明了计算机的硬盘和FORTRAN编程语言。六十年代,IBM发明了现在通用的计算机内存(DRAM),提出了现在广泛使用的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Database)。七十年代以来IBM的重大发明和发现包括今天通信中使用最广泛的BCJR算法,简指指令(RISC)的工作站,硬币大小的微型硬盘(用于照相机等设备),以及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可以看见原子的显微镜。至今,IBM在计算机技术的很多领域都是非常领先的。比如,它为Sony游戏机设计的八核处理器,是今天英特尔双核处理器性能的十倍。不过,IBM的主要发明都和计算机有关,这一点上,它区别于研究范围广泛的AT&T的贝尔实验室。成功的转型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比如通用电气就经常干这种事。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过程中,一个公司的根子或者说基因需要改变。而改变公司的基因和改变人的基因一样困难。我们在下一节中会介绍基因决定定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公司的基因几乎决定了它转型的失败是必然的,成功反而是偶然的。当然,这些奇迹却又总时不时地发生。科技行业流传着很多关于比尔-盖茨的故事,其中一个是他和通用汽车公司老板之间的对话。盖茨说,如果汽车工业能够像计算机领域一样发展,那么今天,买一辆汽车只需要25美元,一升汽油能跑四百公里。通用汽车老板反击盖茨的话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故事至少说明计算机和整个IT行业的发展比传统工业要快得多。

让我们顺着斯库利的思路,看看信息科技领域和自然界的一些共性:当某个领域发展成熟后(而不是群雄争霸时期),一般在全球容不下三个以上的主要竞争者。这个行业一定有一个老大,斯库利把它比喻成一个猴王,它是这个行业的主导者。毫无疑问,它虽然想顺顺当当地统领好整个行业,就像猴王想让猴子们永远臣服一样,但是,它一定会遇到一两个主要的挑战者,也就是老二(也许还有一个老三)。剩下来的是一大群小商家,就像一大群猴子。老大是这个领域的主导者,不仅占据着超过一半,通常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并且制定了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老二有自己稳定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市场份额,有时也会挑战老大并给老大一些颜色看看,但是总的来讲是受老大欺负的时间多。剩下的一群小猴子数量虽然多,但是却只能占到百分之十甚至更少的市场,它们基本上唯老大马首是瞻。老大总是密切注视着老二,并时不时地打压它,防止它做大。老大和老二通常都不会太在意剩下的小企业,这样就让这一群小的企业能有挣一些小钱的地方。这里面的百分比数字70、20和10是我加的,因为信息产业大公司之间的市场份额大抵如此。比较复杂的是中间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两个我遇到的真实的例子,读者就会对风投的决策过程和股价方法有了解。从1995年起,微软和Novell之争起了质的变化。微软一年前推出的WindowsNT对Novell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了。用户已经从DOS转向了Windows,Novell的操作系统对微软的WindowsNT几乎没有优势可言。很难想象一个局域网在其网络服务器上安装Novell的操作系统,同时在联网的微机上使用Windows。显然从服务器到微机一律采用微软的Windows是更好的办法,这时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微软倾斜,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摩托罗拉没有惠普的运气,它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位合适的领导人。新的CEO至今没有找到拯救摩托罗拉的灵丹妙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摩托罗拉居然想出出售最重要的手机部门的馊主意。但是,居然没有公司愿意接手,可见摩托罗拉手机部门内部问题之严重。

整个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ies,简称IT)产业包括很多领域、很多环节,这些环节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和世界上任何事物同样,IT产业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并且有着它自身发展规律的。这些规律,被IT领域的人总结成一些定理,称为IT定理(ITLaws)。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分几次介绍这些定理。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摩尔定理、安迪-比尔定理和反摩尔定理。这三个定理和在一起,描述了IT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计算机行业的发展的规律。和惠普、太阳、雅虎、谷歌等公司一样,思科是一个标准的斯坦福公司。斯坦福各个系都有自己联网的计算中心,网络之间通过一种叫路由器的设备连接。八十年代初,斯坦福两个不同系的计算中心主管里奥纳多-波萨克(LeonardBosack)和桑迪-勒纳(SandyLerner)好上了。上面是事实,下面则是广泛流传的谣言。两个人要在计算机上互相写情书,由于各自管理的网络不同,设备又是乱七八糟,什么厂家的、什么协议的都有,互不兼容,情书传递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两人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于是思科赖以生存的“多协议路由器”便诞生了。2020欧洲杯下注官网风险投资基金一旦进入被投的公司后,就变成了该公司的股份。如果该公司关门了,相对于公司创始人和一般员工,风投基金可以优先把公司财产变卖后的钱拿回去。但是,这时能拿回的钱通常比零多不了多少。如果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那么合伙人或者直接以现金的方式回收投资,或者获得可流通的股票。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都有可能被采用。前者一般针对较小的基金和较少的投资,总合伙人会在被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后的某一个时间(一般是在解禁期LockPeriod以后)将该基金所拥有的全部股票卖掉,将收入分给各个合伙人。这样基金管理的成本较低。但是,如果基金占得股份较大,比如风险投资在很多半导体公司中常常占到股份的一半以上,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因为上市后统统卖掉其拥有的股票,该公司的股价会一落千丈。这时,风险投资的总合伙人必须将股票直接付给每个合伙人,由每个合伙人自己定夺如何出售股票。这么一来,就避免了股票被同时抛售的可能性。虽然这么做基金管理的成本(主要是财务上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大的风投公司必须这么做,比如KPCB和红杉风投在Google上市180天后,各自拥有几十亿美元Google股票,如果这些股票一下子涌到股市上,就会造成Google股票的大跌,于是两家风投将股票分给了有限合伙人,由他们自行处理。事实上大部分合伙人并没有抛售,结果Google的股票在180天后不降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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