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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宣示着本世纪初、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如今,巨龙已经觉醒,高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布伯里,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现在,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并且早已开始。事实上,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这个梦、文学家笔下的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来说,其实有点噩梦的滋味。人们不由得担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农场和试验室,全球所有的工业、农业和科研都要集中到中国。通过这部小说,人们更是发现,中国还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养老院。它拥有同样的王牌,可以出演这一仁爱的角色,那还是凭借它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些人随时准备为很少一点报酬而工作,可以向富国的老人提供廉价的个人服务。在这一领域,中国同样具有可怕的竞争优势。在某些地理上比较接近法国的贫穷国家,例如马格里布地区,人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中国进入这一领域的话,那就像工业和研究领域一样,其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当多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曾经预言,服务业是发达国家里不会被转移出去的就业领域,他们的看法将很快被事实所否定。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就业机会可能还没有转移出去,但他们的顾客却要流失了!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365体育现金开户这一小批企业的口号十分明确:走向世界。那同时也是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寄语,盼望将它们打造成世界级玩家,有能力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顶尖企业分庭抗礼。这些企业都具备中国特有的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这也许还不够。中国领导人准备给这些企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一切必要的自由。他们如果需要资金,国有银行就在那儿呢。还不够?那就允许他们上市,到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都成!如有必要,还可以到香港、纽约或东京公开发行。2003年,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在华尔街上市,这绝非偶然。秉持这一战略,北京对2008奥运会也寄予厚望。当年,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得一些日本企业为世人所熟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亦使几家韩国企业声名远播。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几个大品牌非常有用的跳板。

365体育现金开户在本地区所有起飞的国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像共产党中国这样对外资充分开放。日本就曾出于维护经济独立性的考虑,在长时期里禁止外国资本进入自己的许多产业部门。东京当时的政策是日本式的毛泽东主义:自力更生、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在北京,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这样的偏执情绪,他们想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阶段的全球化。他们特别关心外国直接投资。在担任了政治局常委的那些工程师们眼中,外国投资不仅带来了国家建设工厂所必需的资金,而且带来了自己非常缺乏的新技术和管理知识。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它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是一个特例。它赶上的起飞时刻和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使它具有了很大的特殊性:它正在融入世界,这成了促进它增长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之一,而且今后将仍然如是。与比往的任何时候相比,这个国家与全世界的交往都大大加深了。然而,他很快就觉得国内的天地过于狭小。TCL公司于1992年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十年之后,他们已经生产了1,100万台,其中一小半打着飞利浦、汤姆逊、松下等品牌销往国外。这固然是一种经营之道,然而毕竟不能显示自己的声誉。李先生并不打算止步于此,既然日本可以有索尼,韩国有三星,那么就让中国有TCL吧,TCL也要成为世界级玩家。他对此深信不疑。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新千年伊始,李东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收购。2002年,他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电子公司。2003年,他将自己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融合。由此,他终于成为世界彩电业的第一号人物。2004年,他打入了法国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阿尔卡特,他的目标是:在2007年生产5,000万部移动电话,打进世界五强。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

正如历史所多次昭示的那样,天然的租金对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成为陷阱,也可以成为跳板,就看你怎么用它。石油就是一种报酬极丰厚的租金,它很能说明问题。在这种黑色金子的生产国中,有些国家拼命开采,直至油井干涸,根本不顾将来;而另一些则学会了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为后石油时代投资,并做好其他准备。油井干涸了,租金也就花光了,前一类国家会重新变回沙漠,而后一类国家则会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发展。至于中国,一切都表明,那里的人民有着一致的决心,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租金(众多而低廉的劳动力)作为跳板,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而不会让它的钱白白流掉。就像蝉那样,中国人将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储藏起来(保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也像蚂蚁那样,中国人辛勤劳作、倾力投资(投资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国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积累了大量资源,并且细心地为将来做着准备。它努力将这些资源用于教育、研究和发展,竭力把自己的“全国冠军”推向世界市场。事实提醒人们,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进口国,也是美国工业品的重要买主。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的各种市场上,中国的进步都最为迅速。对一些企业巨头来说,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航空业的波音公司,洗涤剂业的宝洁公司,碳酸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公司以及电子业的摩托罗拉公司等。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可以指望华盛顿那些大出口商的院外集团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美国政府不会过分冒险地使用自己的炮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偏航,中国领导人有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令美国人垂涎三尺的大合同交给它的竞争对手。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发动机(“超级资本主义”),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高峰时刻)。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在《未来的天朝大国》的剧本中,编剧解释说,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现在,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30至40个中国人,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差距会缩小。可是,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又没有工会的制衡,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人们很难相信壕沟会很快消失。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日本用了30至40年,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365体育现金开户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终结”的甜蜜假想中。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出现普遍、共享的繁荣。这会是“幸福的全球化”时期,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都要代替双手,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

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拓展报》、《经济论坛报》编辑,《世界报》驻纽约特派记者、财经报道部主任,现任《回声报》副总编。他同时还担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在香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这些专家们解释说,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重复十多次了。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或者通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币值被低估——这三个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4,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8,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在生产线的尽头,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于是,旺达成了“中国制造”。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在那里,供工厂进行“制造”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从摩托罗拉的“芯片”,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小小的“中国鼠标”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构成一只“鼠标”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成本约为14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鼠标”的父母——它的设计者、罗技国际公司——拿走8美元,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000名中国工人。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还要支付电费、仓储费、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

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央帝国”(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的烙印。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更确切地说是回归)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宇航员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最后,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面对中国龙的威胁,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其巨大的“后备军”,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传统”产业中(纺织、制衣、制革、玩具等)。90年代初以来,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进入了更加“时髦“的产业(电器、电子、电信、信息等)。其结果是,中国这座“世界加工车间”每年生产了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计算机和照相机,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这还没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邓小平的到来结束了经济上的长眠。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仅仅到了21世纪初,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论它。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均收入是当时的7倍,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感到叹服,他断言,“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终结”的甜蜜假想中。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出现普遍、共享的繁荣。这会是“幸福的全球化”时期,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都要代替双手,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

通过这几个例证,人们可以看到,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尚不需要动用将军。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当然,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但至少在50年以来,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相反,在人民中间,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目前,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更大规模的失衡。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在美国国内,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工薪阶层、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遗忘的一隅,当地一家采矿公司的400名雇员还没有回来工作。2003年,他们所在的埃沃达克矿业公司打了一场官司,结果败诉,矿工们其实也并不曾抱有幻想: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矿厂已经遭遇了这种关门的命运。还有人告诉他们,世界冶金业的生产能力依然过剩。美国总统布什本人也规劝西方的工业家们,要清理门户,言下之意是关掉一些厂子,铁矿石开采得太多徒劳无益。然而随后不久,突然之间光明乍现!这400名矿工被邀请回厂,而且越快越好!365体育现金开户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品牌。而海尔在昭示: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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