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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论述,中国过去150多年的风风雨雨也足以说明这一道理。就这一点,中国的财富大师王永庆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在20世纪30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1937~1941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世纪60年代没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20世纪之前的美国跟传统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多数人以农为生,“大家族”也起着经济互助共同体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任何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救济,只有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有限的补助。但19世纪的工业革命、铁路交通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美国原来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大增,为了就业一生中可能搬家数次。于是,到20世纪初,以家族为基础的经济互助共同体开始瓦解。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这种瓦解所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么保障?193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次回应,该法案授权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1)为老年人提供退休养老金,(2)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费与医疗费,(3)要求各州政府为公民提供起码的失业保险。196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修正法案》又补充了一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Medicare和Medicaid)。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和老年人。社保基金于1937年开始,第一年共支付128万美元给老百姓,到1999年则共付出3858亿美元各类社会福利。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外,个人自己也可从保险公司购买各类保险与退休金产品。美国的这些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让他们不用为未来担忧。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的消费倾向性这么高,只有不到4%的储蓄率。外围网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1979年我在中南工业大学(现在改为中南大学)读书时选择的是计算机工程专业,1983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选读的是网络系统工程。那时,大家要么学数理,要么学工程,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外围网为看清为什么一国的财富不只是由其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不妨把国民经济看成只有两组群体组成:厂商(公司)和居民(消费者)。如果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当厂商利润增长时,居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当居民得到更高收入后,他们就会增加消费;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比如,假如居民在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加消费,而是把更多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那些年代的技术条件限制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经有了股市,但股票投资还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国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问题也恰恰在于人力资本不可随时变现这一点,因此当金融证券不够发达时,人们只能花费流动财富,而不能花费人力资本。年轻的李四刚刚博士毕业,他的人力资本可能非常高,但流动财富有限,他即使想要大大增加消费也无能为力。他可以在总体上感到很富,但却没钱花。200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高达9.9%,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有许多学者预测未来3年中国GDP增长会达到9%。如此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微观上应该表现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然要招聘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但事实上2003年大学、MBA毕业生找工作比以往哪一年都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微观上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呢?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外围网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个只有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问题也恰恰在于人力资本不可随时变现这一点,因此当金融证券不够发达时,人们只能花费流动财富,而不能花费人力资本。年轻的李四刚刚博士毕业,他的人力资本可能非常高,但流动财富有限,他即使想要大大增加消费也无能为力。他可以在总体上感到很富,但却没钱花。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为什么不能应诉?应诉又不一定会败诉,应诉会大大改进中国在海外的公关形象,让世界更把中国看成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不应诉肯定是输,后果只能是更负面的。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是21世纪,而不是18世纪、19世纪的世界。

即使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设置贸易壁垒,国民政府的开放政策也不会有充分的时间去产生效果,因为到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连续8年的抗战,加上随后的内战,经济发展又重新回到第二位。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政府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洲于16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宋朝和明朝早期的中国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在当时的中国虽已有海运,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虽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跨国界的交往和贸易还是很有限。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外围网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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